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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云发(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新中国建国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艰辛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之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无论硬软,大大增强,中国保持了四十多年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中国之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系,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谋划了“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那么“中国之治"从哪里来?魅力何在?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辟了“中国之治"的新格局?全面理解《决定》的逻辑渊源,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理解“中国之治",坚定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我国继续发展、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首先,“中国之治”从中国制度中来。“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管用的制度体系,既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原因,也是其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方面“显著优势”、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既强调完善的制度体系建设,又强调制度的治理效能,彰显中国制度自信和底气。《决定》指出,“中国之治”依靠的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和完善的。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体系,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形成并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此同时,党的建设的制度化在不断探索中向前迈.进,并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政治保障。

  其次,“中国之治"从中国智慧中来。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中国之治需要解决发展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和同化能力,海纳百川,吸收包括古今中外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成果,丰富的哲学观念、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法治思维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为如今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土地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官僚制度、以及军事制度等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国家制度设计。作为中国“和合文化”代表的中庸之道,就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中国之治"的重要文化基因,也成为“中国之治"重要的创新来源。“小康”“大同”等社会理想不断为“中国之治”提供启发。因此,伴随着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复兴,中国智慧必将闪耀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时代光芒。

  再次,“中国之治"从中国理论中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党一开始就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引,从而能够使中国共产党人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际的规律性,准确把握当今时代主题,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世界社会主义产生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实践、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历程。推动形成“中国之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理论基础,但须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发展的理论,在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最后,“中国之治”从中国精神中来。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中国精神是形成“中国之治”的文化密码,有中国精神,才会凝聚和激发中国力量,“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精神能量的累积和推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土壤,发展壮大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华文化既包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现当代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红色文化,比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等,也包括中国女排为代表的奋斗精神、不畏艰险的抗洪精神、航天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道义等。没有这种精神支撑,何来今天发展成就,何来民族复兴。文化是构筑一个民族精神的基石,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正因为中国文化浸润的中国精神,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迈入“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供稿/丽水市社科联《丽水研究》编辑部)



  监制:曹善君
  采编:张志芬 编辑: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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